正心修身，顺乎自然

正心修身，顺乎自然的老子主张静心息虑以观天道；孔子倡导“学而不厌”。

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！”孔子一生好学不辍，到垂暮之年还在学《易》。学以修身，可谓楷模。

“不学诗无以言”，“不学礼无以立”，这是孔子对他儿子孔鲤的庭训。“诗”能够兴、观、群、怨——激起联想、观照习俗、构成族群的认同、搜集民众的批判意见；能够开扩视野，增加对自然界“鸟、兽、草、木”的认知。所以，在家能够“事父”，在国能够“事君”。既理解社会又理解自然，在各种场所才干应对裕如，言之得体。春秋时的人，家事、国事、外事，都喜欢引“诗”，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都能够为证。

学“礼”，才懂得自我约束。大到祭奠战争，小至婚丧嫁娶，视听言行中规中矩，才干立身处世。《左传》记载，郑庄公的兄弟京城太叔就由于“非礼”，被看出篡权谋国的野心，最终被赶出了郑国。

诗、礼然后还要习“乐”。“子曰：‘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’”为什么还要习“乐”呢？从周公开端，“乐”就是与“礼”相配的。“礼”是辨别与次序，“乐”是和合与谐和。古时，行大典要奏乐。之中，要运用一种三孔的竹笛来引领指挥，以谐和众声，构成一种调和的现场气氛，把人的思想、心情都凝聚起来，在温情脉脉的血缘亲情中交融。“和”字本来作“龢”，左边的那个象形符号表示的就是以竹笛“合众声”，使节拍与旋律天衣无缝。“乐”被赋予如此严重的社会政治功用，缘于它调动心情、熏陶性情的特质。孔子深悉其中的奥妙，所以把它视为修身的終極，放大其功用，那也就是“天下归仁”的境地了。所以他事必躬亲，唱歌鼓琴击磬作曲无所不精。他在齐国“闻韶（乐）”三月不知肉味，能评说韶（乐）与武（乐）的美与善，能从乐曲的节拍旋律感知其内涵与情致，进而想见作曲者的人品。暮年回到鲁国还从三千多首诗当选定三百零五，重新谱曲歌唱，于是而“乐正”，“雅颂各得其所”。

学诗、礼、乐以培养德、行兼备、秀外慧中的形质，才干够堂堂正正做人。

“德”字，甲骨文在大路上（“行”）加一个“直”字会意，表示走直道、正道。后来的钟鼎铭文又加了个“心”字，表示心术，即心路正，也就是有纯粹的思想情操。这就把“德”的含义肯定为内在的忧秀质量。正是在这一传统意义上，孔子说：以完成理想社会为志向，以本身的美德为根据。这个美德应该就是得之于诗、礼、乐，等等，而构成的道德质量与情操。他又以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教导弟子，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是“德”的外化。其中“行”（去声）即操行，德行，道德行为。而，文以载道，忠以事君，诚信以待人，都是内心美德的外在流露，在孔子眼里，也就是做人处社会的基本。

学做人，还要学做事。德、行兼备之外，还要“游于艺”。这个“艺”指的是多样的技艺。在孔子施教的“六艺”中就包括了体育军事、文献书法和算术，以培育健全的人格和顺应需求的综合素质。所以，他的学生多以德、行、才、艺兼具贡献社会，令时人刮目。

学无止境，修身也就应该成为君子一生的事业。所以君子要学习他人的优点，以他人的差错为鉴，随时自我反省，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，唯恐本人不修德，不研究学问，该做的事不去做，过错不能矫正。

如此，由我做起，扩展影响而齐家，而治国，则能够平天下。这就是仁学所设计的拨乱反正，回归大同理想的历史进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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